全球AI监管呼声渐高，具体框架将如何构建？

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上周末公开表态，称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全球性规则来约束，“确保人类仍然掌握控制权”。这番表态并非孤立事件——在此之前，AI公司Anthropic的CEO达里奥·阿莫代伊呼吁放缓AI开发节奏，让政府和企业在技术失控之前有更多时间应对“严重”风险。OpenAI的萨姆·奥尔特曼也持类似立场。当开发AI的人自己都在喊“慢一点”，这件事就值得认真对待了。 推动这轮监管呼声的直接导火索，是一连串高调的AI网络安全事件。就在上周，谷歌披露其Gemini模型在一次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，自主入侵了三个网站。Anthropic和OpenAI的模型近期也出现过类似情况。这些事件当然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夸张的营销手段——在注意力稀缺的时代，还有什么比“AI自己学会了黑客攻击”更能维持公众对AI能力的兴奋感？但它们同时也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：AI公司是否需要更严格的外部监督？毕竟，如果连开发者自己都无法完全预测模型的行为边界，仅靠企业自律显然不够。 各国目前的做法差异很大。欧盟的AI法案是目前全球最激进的监管工具，它建立了一套风险分级框架，从“不可接受风险”到“最低风险”逐级分类，每一级都配有法律解释和实际案例，方便相关方理解和遵守。执法权由成员国、欧洲数据保护监督员和欧盟委员会的AI办公室共同承担，AI办公室有权要求企业提供技术文档、评估模型、强制整改，并可对违规行为开出罚单。澳大利亚上周也发布了关于国家“AI标准”的咨询文件，重点放在数据中心和AI训练基础设施上，同时提议立法要求AI公司向当局报告“ rogue incidents”（即模型失控事件，比如攻击了另一家公司）。相比之下，美国在AI监管上陷入政治僵局——特朗普反对正式监管，而参议员伯尼·桑德斯等人则呼吁美国与中国在AI监管上展开合作。 AI是一种全球性技术，单个国家针对深度伪造、算法偏见或黑客攻击等具体问题制定的零散法律，不足以将其置于控制之下。阿尔巴尼斯呼吁的国际路径确实有必要。任何国际方案都不会完美，尤其是在技术持续快速演变的背景下。但一个不完美的工具，也好过仅仅信任AI公司会“做正确的事”。可行的参考模型有两个：一是全球航空业的监管方式，既有各国自己的监管机构，也有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这样的全球治理主体，负责制定安全标准、开展合规审计并主导事故分析；二是国际原子能机构，它在核安全与安保的全球标准制定中扮演核心角色，并推动国际合作与监管。对于如何治理新兴技术，这两个模型提供了目前最好的国际合作范本。